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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维是个思想转变较慢的人，他常常说自己之所以反应迟缓，是因为他习惯于通过事实来决定自己的看法。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前，他是不会轻易改变自身观点的。回首自己的一生，黄维常常提到这一点。 黄维、杜聿明和宋希濂，三人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，他们的军事生涯都从排长开始，逐步升迁，最终都担任了兵团司令一职。在中国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，他们都被俘虏，进入了战犯改造所，并开始了教育改造的过程。
然而，与杜聿明和宋希濂不同，虽然他们在1959年就被特赦释放，黄维却直到16年后才获得自由。这其中的原因，归结起来，黄维的人格特质可能起了决定性作用。他的固执性格让他在改造过程中变得顽固，难以轻易接受改造。 1948年，当时正忙于筹办军官学校的黄维，忽然接到命令，被调任担任第十二兵团司令。当时黄维正在全力办学，并没有打算再担任军事职务，于是他赶到南京去见蒋介石，表明了自己久未带兵，难以适应。蒋介石听后非常生气，差点用拐杖打他，但还是耐着性子劝说黄维，称现在是最紧要的时刻，必须投入到战斗中，失败，其他事都不能做。他被蒋介石说服后，答应了任命，但黄维并没想到，自己刚当上兵团司令，便成为了的俘虏，就没有机会再去继续办学校。 淮海战役爆发后，黄维的兵团被层层包围，最终全军覆没，黄维被俘。在此后的日子里，黄维心里非常不服气，觉得自身的兵团装备精良，人才众多，怎么会在一场战斗中被轻易消灭？他不止一次表示，如果能把部队重新组织起来再打一场，胜负未必能决定。 1949年2月，黄维被带到审讯室，面对审讯员，他依旧昂首阔步，气度非凡，完全不像一名战俘。进入审讯室后，他不请自坐，双手搭膝，目光如炬，直视审讯员。对于黄维的倔强，审讯员早已有所预料，因此对此并不感到惊讶。在审讯过程中，黄维坚称自己从未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，唯一的错误是输掉了这场战争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黄维被正式转押到功德林监狱。虽然黄维的罪行已经明确，但他依然不愿接受改造，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表现出极大的抵抗情绪。在战犯管理所，黄维走路仍保持着将军的风范，腰杆挺得笔直。他还故意留着胡子，称这是时期留的胡子，不能在的监狱里剃掉。他甚至在本子上写下《石灰吟》和《正气歌》，以此来激励自己。 在功德林监狱，曾发生过一起因为黄维言辞激烈引起的打架事件。当时，监狱里的战犯们讨论到四大家族控制中国银行的事情，黄维当场反驳道，现在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，难道全国人民的财产都掌握在手中？他的话一出口，其他战犯纷纷愤怒，骂他反动，甚至动手打了黄维。幸好，监狱的管理人员及时赶到，妥善处理了这件事，从此之后再也没发生类似的事件。 1959年，黄维在报纸上看到特赦令，期待自己也能被列入第一批特赦名单。但当名单公布后，他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并不在其中，而杜聿明和宋希濂这两位和他经历类似的战俘却出现在名单上。原来，黄维的名字原本在名单上，但由于他在监狱中的态度较为顽固，不肯认罪，战犯管理所因此决定不释放他。
这时，黄维的妻子蔡若曙也在遭遇着困境。黄维出征后，蔡若曙一直在家中等待丈夫的归来，但半年过去了，她却接到了黄维阵亡的消息。蒋介石强迫蔡若曙前往台湾，并按烈士遗属的标准对待她，然而当她得知黄维并未牺牲，而是被俘后，蒋介石停止了抚恤金的发放，并对蔡若曙一家进行种种刁难。无奈之下，蔡若曙带着孩子们逃到了香港，后来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帮助下，她得以回到上海，并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，生活逐渐安稳。 1956年，蔡若曙获准探望黄维，并劝说他在监狱中改造。然而，黄维依旧坚持对蒋介石的忠诚，不肯听从劝告，直到蔡若曙告诉他自己在台湾的遭遇，黄维的心情才有了些许动摇。此后，战犯管理所为黄维治疗结核病，甚至从香港购买特效药，黄维这才开始意识到对待战犯的宽大政策，逐渐开始接受改造。 当毛主席签发特赦令后，黄维终于有机会获得释放。可当名单公布时，黄维的名字并不在其中，蔡若曙内心深感失望，她的等待似乎又白费了。她情绪低落，甚至一度企图通过服药自杀，所幸被及时有效地发现并送往医院抢救，才保住了性命。
蔡若曙的精神状况因等待黄维的自由慢慢的变糟，长期的压抑和失望让她患上了精神病。好在她的单位为她办理了退休，每个月仍能领取退休金，并享有公费医疗。直到1975年，黄维终于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回到了北京，与蔡若曙相聚。然而，这时的蔡若曙已经依赖药物度日，经常昏昏沉沉，甚至会出现幻听和幻视，她对丈夫的言行产生了过度担忧，这种压力逐渐加重了她的病情。 黄维回到家后，依然沉迷于自己的永动机研究，对妻子的态度冷淡，造成了更大的心理负担。终于，在两人团聚一年后，蔡若曙因精神病发作，在一时没办法承受的情绪压力下投河自尽。黄维得知后，立刻跳入河中救她，但由于水寒且他年事已高，最终没能将妻子救起。黄维自己也因此病倒了，连妻子的遗体告别都未能参与，只能在医院为她写了一副挽联。当女儿看到挽联上的若曙难妻四字时，担心引起误会，建议父亲去掉难字，黄维听后顿时泪流满面。 此后，黄维一直为妻子的离去自责不已，觉得自身一生中最对不起的就是蔡若曙。尽管黄维为人固执且直率，但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，他还是做了自己不情愿做的事。1976年，在批邓运动中，主管领导要求黄维上台发言，他尽力推辞，但终究是不得不登台。结果，这件事很快被新闻媒体报道，引发了对他的强烈批评，称他是的支持者，不配参与批邓运动。黄维为此深感内疚，他认为这不仅坏了自己的名声，更影响了的形象，直到政治风暴结束，他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心情：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，坏了的名声事大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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